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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的暴力

有線斬人事件 — 大家容易看到刀手之惡,但有無人留意大機構用一堆荒謬的規章流程,去欺壓小市民之惡?

我舅父去年夏天過身,家屬已在一個月內通知某電訊公司;該公司今年竟找到家母頭上,追討舅父死後全年的電訊服務費。

捷克劇作家及前總統哈維爾的舞台劇作品《備忘錄》(The Memorandum),說的就是這種用龐複機構的制度規章,把人玩得團團轉的把戲。一堆條文搬搬弄弄間,大機構會告訴你,你的都是我的,我的仍是我的;反對申請書在第79樓83號室的45號櫃台,但那個櫃台逢星期八才開。

與這種機構級/國家級的不公義相比,揮拳頭動刀子的暴力分子,只是小兒科。我甚至有點同情「莊子三劍」中,最低級那個「突鬢垂冠,曼胡之纓,短後之衣,瞋目而語難」的劍士了。

上月乘長途飛機時,看了山田洋次執導的日本電影《小小的家》。故事改編自中島京子的同名小說,一對夫婦與兒子女傭,在1930年代住在東京郊外小紅屋,是個中產家庭。妻子須賀時子﹝松隆子飾﹞氣質優雅,中學時是追求者眾的校花,女傭布宮多喜﹝黑木華飾﹞來自農村,沉靜忠誠。二戰的時局動蕩,丈夫的玩具公司同事板倉正治﹝吉崗秀隆飾﹞與時子多喜之間數次相遇,開展了曖昩含蓄的情愫。﹝黑木華憑多喜一角,取得柏林影展最佳女演員。﹞

 電影中,多喜默默為雙腿癱瘓的小主人恭一按摩,勤快地完成家務,對主母時子有祟拜仰慕之情。一主一僕都喜歡才華橫溢的板倉,板倉也情不自禁受到小紅屋的人與事吸引,拒絕所有提親對象。在時子和板倉戀情東窗事發之前,板倉自願入伍當兵,悄然遠離。時子沒有撮合板倉與多喜,多喜則在關鍵時刻扣下了時子寫給板倉的信,除了禮教,還涉及三人細緻複雜的情感。最後小紅屋被戰火夷平,五個人生死離散,此情成為追憶。後人在多喜的回憶札記,和板倉的畫作間,看到當年一段深情故事。家常的平民小故事,一切都在戰火下流逝了,反戰意識深刻。

我在飛機上半夢半醒,反覆想起小時家中的傭人聘姑,日常事事克己盡心,也不多言語。父母白天各自出外上班,小時這個家的基本運作,其實頗大程度靠聘姑維持。小時我除了偶爾摺衫和洗幾隻碗,家務基本上不沾手,滿腦子讀書多祟高,生活事務卻是笨拙地雙腳離地,是個走在當時時代尖端的「港孩」。也許受母親的價值觀影響較深,很早我已有柏拉圖式思想﹝當時不知道這叫柏拉圖﹞,傳統中國文化也是重哲理而輕實務,貶物質肉體,揚知識概念,我早年吃飯穿衣全不上心,到需要一個人生活時,才發現自己在實務上的軟弱殘缺。

小時有一次我對聘姑說了一句話,大概是「我才不會理你們這些低級的事」,聽起來很驕橫侮辱,應該是傷了她的心,她罕有地在傍晚向母親投訴。母親找我來問,我還自以為聰明超脫,凡夫俗子如聘姑不明白我的哲學世界,我原意不是貶低別人,也沒有社會階級的意思,只是表達自己對心靈和物質的想法。直到很多年後聘姑告老還鄉,我在大學修讀陳特老師教的「哲學概論」,有幾課當陳特老師狠批柏拉圖的二元世界觀,我才發現聘姑對而我錯,我很想向她道歉。心和物都是生活一部分,不懂得煮飯洗廁所配搭衣服,有甚麼好驕傲的?

想起聘姑我總帶有歉意,當年在家中我沒有好好尊重愛護她,她除了是一個重要的家人,也是我psyche中,早年失落了的一個部分。最後一次見聘姑,是出國念研究院前的夏天,和父親一起去石歧探她。她記憶力已不太好,近期的人事地點有些模糊,但雙眼仍清澈,氣韻中有一種「天涼好個秋」的況味,態度仍是一貫的克己盡禮,不斷說:「很高興你們來探聘姑」。

看著又一宗中港矛盾上演,香港婦人勸阻內地小朋友勿在地鐵車廂內飲食,內地母親罵香港婦人「厚多士」﹝好多事﹞,香港婦人就回敬一句「車廂是大家的」,故事實在精彩,三言兩語就對比出彼此對「公共社會生活」看法的差異。

回想起十一年前的一個秋天,我在蘇格蘭讀書,也經歷過類似事件。那年大學抽簽,把四個來自德國、上海、北京、香港的女子放到同一間屋裏,每人一房,共用廚廁,屋內還有未分配住客的空房一間。

初時空房沒上鎖,四人都可隨意溜進去,空房成為公共空間,很快就變成眾人的晾衣場。北京女子首創打開衣櫃晾乾衣服,上海女子迅速跟隨,有時我和德國女子也會這樣做。北京和上海女子較多使用空房晾衣,因為她們習慣天天手洗內衣褲﹝內地朋友應該認為這是好習慣﹞,恒常有衣服需要晾;我和德國女子則習慣每周才到洗衣房洗一次,粗洗衣服會用乾衣機烘乾,偶然有精細或極厚的衣物,才會動用那間晾衣房。

本來我不太留意別人的衣物,但同屋的wonder bra天天在空房衣櫃內滴滴答答淌水,我看著衣櫃有點心疼。金黃棕的實木打上蠟,那可是我這麼多年來,用過最漂亮的一款欅木衣櫃!我跟同屋們說:「如果衣服滴水,不如拿個膠面盆墊一墊吧,那衣櫃怪可惜的。」自此上海女子見我在屋內時,會做做樣子在滴水的衣服下加個臉盆,北京女子則依然故我。有時我見水滴得太厲害,順手也會在她們的胸圍下加個膠盆,但畢竟事關人家的內衣褲,事情有點尷尬,北京女子看我的臉色也愈來愈黑。

一個月下來,漂亮的實木衣櫃,底部木板終於受潮拱起,變成波浪型。我忍不住了,一天傍晚拉著北京女子去看那波浪木板,請她別再在那裏掛滴水衣物。她用清脆流利的京腔普通話開罵起來:「這房間又不是你的,你哪管得著我?」我操著比她慢一半的普通話,很努力要說清楚:「空房是大家的,好好的一個衣櫃放在這裏,不到一個月就弄壞了,你不心疼麼?」京腔姑娘繼續發炮:「沒人的房間就是公共的,沒人可以管,我做甚麼都成,東西壞了就由它壞了唄,你怎麼這麼多事,在這裏說三道四?我在北京見過的事情可多著了,見你這麼笨,好心教你點人情世故。這個世界呀,槍打出頭鳥,這道理你懂不懂?不關你的事,就乖乖待在那裏別管!」她也氣得臉色發白,一別轉臉就跑了去。

我目瞪口呆,怎麼也想不明白她那個「槍打出頭鳥」的邏輯,到底這場吵架算是性格衝突還是文化差異?當晚我拉著德國女子談這件事,德國女子說:「對我來說,公共財產就像件蛋糕,大家都有付出,大家都可以吃,有人要弄壞或獨佔,大家都應該阻止。」枉我小時看的都是中國武俠小說,那一刻我連連點頭,覺得在那間屋子裏,和我想法最接近的竟是德國人。跟著我向德國女子講了點文革的事情,可憐中國的道德價值都崩壞了,竟教出視公共物資如草芥的一代;現代中國的處世智慧,只剩下欺善怕惡、有便宜要佔盡,還有那句「槍打出頭鳥」。

故事的結局是,大學宿舍的清潔嬸嬏隨即看到那段奇葩的波浪木板,生氣地把房門鎖上,四個女子再也進不了那間空房,各女子默默把衣服拿回各自的房間。但最失望是德國女子,她原想母親聖誕節從德國來訪幾天時,可以住進那空房省點錢,但如意算盤落空了,所有人都一起輸。

這故事最恐怖的一點是,故事中的北京女子,從小的願望,是要成為一位法官!她當年讀的,正是一個有份量的法律學位。販夫走卒有上述價值觀並不出奇,但如果她真的成為一位法官,回國後遇到公共財物被侵吞她會怎樣判,遇到小市民被權貴欺負,她又會否操著清脆的京片子,成為痛打出頭鳥的那柄槍?我不敢再想像下去。

在搬離那屋子後,我和那位北京女子再沒聯絡,不知她的內衣褲會否繼續滴水,也不知她的童年願望最後達成了沒有。十一年前沒有太多人注意甚麼中港矛盾,她已經前衛地痛恨我這「出頭鳥」,大概她幾年前會和孔慶東一起罵香港人是狗,又以恩主心態駕臨廣東道購物吧!

中港矛盾天天有新的吵鬧,我想勸香港人一句,不要只求息事寧人啞忍,過份懦弱忍讓會連自己的族群價值和身分也變得模糊;也不要臉粗頸紅動氣,這樣只會予人口實抹黑。當我們的道理與良心清晰,就好好講清楚。香港的公民社會底氣夠厚,我們不怕做「厚多士」與「出頭鳥」。

燈籠椒炒菇

燈籠椒炒菇

一位時事評論員彈香港人讀書不成、喊口號腳軟、煮東西難食,跑去支援台灣立法院很沒貢獻…… 話晒我媽曾在六十年代的香港,煮出60人份的大鑊飯給駐紮新界修橋補路的大專服務隊吃,我唔要煮東西難食咁羞家!多練習,說不定有一天能派上用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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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久沒寫blog了。這幾年生活封閉,心情不好就不寫BLOG,生活有點像一株冬蟲夏草,處於假死狀態。

前幾天受小事引發,寫了篇文周街貼,間接效果是很多許久沒聯絡的朋友,來打了個招呼。我寫文沒明確目標,有事看不順看就潦兩隻字;意外效果是和三五個老朋友聯繫上,有些是做了媽媽沒再做記者的老同行,有些是天涯海角的昔日手足,私底下還是有一點高興的。

但有些媒體界的朋友也提醒我,公共和私人身分也許分隔一下比較好。這幾年社交媒體發展那麼快,我發覺自己的一堆網上戶口疏於打理,是時候整理一下了。

WordPress reader似乎很難configure。想問一下網絡大神,你們設定自己的網絡內容瀏覽及篩選窗口,用甚麼界面好,有甚麼心得呢?

 

 

 

稿債字償

稿債字償。唔好兩頭騰,寫寫寫,寫。

欠落好多稿債啊。review/report/ppt/notes/介紹信,立立雜雜,好多都催,想起UA和邦民的廣告。

是凱撒的歸凱撒。債務,幾時還得清呢?

嚇著了

寶釵們

寶釵們

暗自驚心,所謂relational capital的累積,可以是殘酷的巧取豪奪。

作為笨人,宜與男女版的薜寶釵們,保持距離。

早晨,有勞,謝謝,客氣了。